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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期后世知”的遗愿逐步实现 2021-07-16 14:15:38  来源:大众日报

著名思想家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于7月10日12时30分与世长辞,终年96岁。日前,梁培宽次子梁钦宁向记者告知了这一消息。

梁培宽1925年生于北京,1933年到1937年曾跟随父亲梁漱溟在邹平生活过五年。退休后,梁培宽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,曾整理出版《梁漱溟全集》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《梁漱溟日记》《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》等多部书籍。“像梁培宽先生这样,集中精力数十年如一日,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,卓见成效和影响,当为楷模。”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的外孙徐祖哲评价。

知父莫如子。作为梁漱溟研究的专家,多年整理出版父亲作品的过程,也是他一次次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。2014年仲夏,记者采写梁漱溟在邹平的往事时,曾发现十几篇未收录在旧版《梁漱溟全集》中的文章。当时,因《梁漱溟全集》新版的编纂正在酝酿中,需增加一些尚未收录的文章,梁培宽先生知道后甚是高兴。如今,先生其萎,风范永存,现将与梁培宽先生的相关交集整理刊发,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梁漱溟先生的了解,也算是对梁培宽先生的悼念与告慰吧。

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到邹平来

“先生早年曾追随父母在邹平生活,新中国成立后曾陪同父亲梁漱溟先生回邹考察,(二十世纪)八九十年代梁漱溟墓和梁漱溟纪念馆在邹平建成,有先生的鼎力相助!晚年念兹在兹,多次来邹平扫墓并参观纪念馆,向纪念馆无偿捐赠文物多达13次!先生一路走好!”邹平市梁漱溟纪念馆馆长刘庆亮在朋友圈发文,对梁培宽的逝世致以哀悼。

1931年初,一批下乡的知识分子,在梁漱溟的号召下,抛弃城市生活,来到邹平,到农村做民众的“喉舌”“耳目”,期待把自己所学用到实处。当时,邹平全县共有300余个村,3万余户,16万余人,80%以上是自耕农,贫富差距不大。虽距离省城济南不远,但民风淳朴,土匪活动也不多,于是被选作实验区。

“当时,梁漱溟他们买下了县城东关一家带院子的旧盐店,大概有十几亩。对房舍简单整修,又在院子里新盖了一座礼堂和七座教室之后,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在这里办起来了。”刘庆亮介绍。

1932年底,《东方杂志》为次年初征文,问今年做个什么梦?梁漱溟答: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。

在邹平期间,梁漱溟每天黎明行之最勤的便是“朝话”。学生们片刻冥想后,由老师发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话,提供进一步反省的教材。内容多是有感而发,或从学生、教师身上出发,或有感于时事。梁漱溟希望通过这种“三省其身”的方式,让学生心中燃起道德感化的热情,认识到乡村工作的深刻意义,而他关于乡建的理论萌芽破土而出,不断蔓延伸展。

静水流深,其志不在温饱。“我来做乡村运动,在现在的世界,在现在的中国,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。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,所激发。离开朋友,抛弃亲属,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到此地来。因此事太大,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,我一切都无有了,只有这件事。”当时,梁漱溟早早地沉下了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心。

1933年,梁漱溟把夫人黄靖贤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接到条件艰苦的邹平,全身心投入工作。“研究院没有盖一间家属宿舍。学生住在旧盐店和破庙改的屋里。有家眷的就租老乡的房子,有些是砖墙草顶,有些是土墙草顶。一直到我走,全城没电没水,灯就是油灯,最好的一条路是东关到西关的土路。”2014年8月,梁培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回忆说。

梁培宽在追忆中,如是描绘80多年前的邹平旧貌:“当时的邹平县城墙呈正方形,每边大概长一里地,城墙上还有城楼,四周有护城河。当时邹平最高的房子就是那座天主教堂,其他的都是平房。老乡们的田地都在城外,到麦收的时候,就把麦子拉到城里来。住在那里,跟住在乡村差不多。在东关、西关这条大街上,住户占大多数,隔三岔五地有一个店,多半都是夫妻小店,自己开的。平常不赶集的时候,县城里安静得很,街上也没有卖东西的。那个时候,县城里头没有电,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电影院、公园,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。”

1935年8月,黄靖贤病逝于邹平。处理完夫人后事,因无精力照料,梁漱溟把二子送走,一家人再次过上聚少离多、四处为家的漂泊生活。1936年暑期,梁漱溟与长子培宽、次子培恕在济南拍了一张合影,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“文期后世知”的遗愿逐步实现

1938年5月,梁培宽、梁培恕在青岛住了半年后,由梁漱溟的族弟接走,经上海、香港、广州至汉口,后又转赴四川。梁漱溟虽然工作繁忙,但他是一个非常容易亲近的人,兄弟俩在感情上从未与父亲疏远过。梁漱溟给孩子们的感觉不仅是慈父,更是良师。他关心孩子,但在给孩子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琐事,而是在思想上加以指点。

1946年,梁培宽在南京金陵大学园艺系学习半年,1947年秋又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,1948年秋,从北京到四川北碚,在梁漱溟办的勉仁中学担任教员。

1950年夏,梁培宽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。后几经波折,梁培宽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,曾任研究所编辑部主任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梁培宽退休后,一直从事父亲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。由于自己的专业偏理工,他在整理时秉持的原则是“有闻必录,不增不删”,原书原稿的书名、标题、结构,尽可能保留原来的样子。

对于父亲的作品,梁培宽在接受采访时曾说,越整理越觉得自己了解得不够,但总起来说,还是了解得越来越多了。“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这本书,我看过不止一遍,现在再看,就更清楚了。比方说,‘文化’这个词包括的内容很广,可是他的观点是有他自己特点的,这本书并不是泛及一切,而是特别就中国的社会人生来讨论。只讨论中国的社会人生,着重讨论人生态度、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,重点在这里头呢。”

“另外,我又查过他给别人写的信。他在信里告诉别人读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。他说:‘我的这个中国要义,着重的是讨论中国社会结构。’不过书信或者日记里提到怎样读《中国文化要义》,都是一两句话,零零碎碎的。他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谈话,我当时有个记录,也专门说到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这本书。”梁培宽回忆说。

多年来,梁培宽先生家中的陈设,依稀保持20世纪80年代的风貌,唯独客厅里挂了八个字,“行其所知、守之以道”。那是父亲手书,据说当时写完不满意随手丢弃了,先生又捡了回来。

“行其所知、守之以道”的精神激励着梁培宽。2013年10月13日,在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时,梁培宽与家人一同到邹平黄山为父亲扫墓。在扫墓仪式上,他向父亲禀报两点:

第一点是,您离我们而去,二十多年来,我们注意学习与铭记您的教诲,用它指引我们的工作、学习与生活,各人都有所长进,但并不令自己满意。今后,我们应多多自我反省,互相勉励督促,以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。

第二点,您有一大遗愿:“文期后世知”。数十年来,您的著述不得问世。您愿以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主张与国人相见,就教于国人,也无法实现,可以说是受封杀的境地。现在可以向您禀报的是,近十年来,情况有明显改变。因此,您的著述大体多已出版,目前正在增补内容与重新校订。同时,全集的增订再版工作已经开始,明年将分卷先后问世,约两年后可全部完成。此外,还有英文版、法文版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中国文化要义》等多种译本出版,在国外发行。这样,您“文期后世知”的遗愿将逐步实现。这是可以告慰于您的。我们的禀报到此结束。

“末后,说句有关我个人的话。十月十五日,我将进入八十九岁。我愿利用有限的余生,作最后的努力,做好我的编辑出版及写作的事。”讲话结尾时,梁培宽先生如是说。这次的讲话由刘庆亮整理出来,原稿现存于邹平市梁漱溟纪念馆以留念。

“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”

2015年,梁培宽在90岁生日时,曾写下一份发言要点,主要谈了四个方面:一、父亲一向愿以自己的见解主张向国人求教,我尽了一份力量。他的著述出版正是这一精神财富回归社会;二、父亲一向愿以沟通东西文化为使命。如今有若干外文版出版;三、通过出版工作,我在思想上、精神上与父亲拉近了距离;四、这是我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绝好机会。我愿以才智平平、又无一技之长之人,尽力而为,死而后已。

通过整理和研究父亲的著述,梁培宽重新理解了父亲精神世界的进路。1995年,梁培宽经手搜集整理的《梁漱溟书信集》(第一版),全书总共收有书信约四百通,内有家书74件,其中73件搜求自亲属家人之手,只有1951年10月寄给晓青甥的一信是存有底稿的。显然这是由于此信内容对梁漱溟有重要意义,特意留底稿保存。

在信中,梁漱溟说:“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,只有一个念头:责任……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。处处皆有责任,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。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。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。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,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。”

回顾父亲一生的重要经历,梁培宽认为,如果说“责任一念”左右着梁漱溟的一生,“使命感”则主使着他的生命,是他此生的真实写照,也许是符合事实的。

以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例,梁漱溟曾说:“当时多有疑讶我抛开学者生涯而别取途径,担心我将卷入浊流者。亦有认为此种运动必无结果,劝我不如研究学问者。”但他却回答:“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。”

“所谓乡村建设,实非建设乡村,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,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。”梁漱溟曾这样说。他还认为,中国“几千年前的老文化,传到近百年来,因为西洋文化入侵,叫我们几千年的老文化不得不改造”,因此,“我们要用心思替民族并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,创造一个新文化”,“我们生在今日谁都推脱不了这个责任”。

正是在这“责任一念”的推动下,梁漱溟与许多同样具有如此抱负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,在山东农村进行了七年的实验,终因“七七”事变而中止。后来他承认由于自己“缺乏阶级观点”等原因,所致力者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,但他们投身农村,为中国寻求一条复兴之路,并以替人类开出一个新前途为己任,这种精神是有目共睹的。

淡出乡村建设之后,梁漱溟继续延展着他的精神。“今日的社会在呼唤这种为社会献身的责任感。当代的中国需这种对国家勇于负责的精神。”梁培宽曾撰文道。( 卢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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