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思想家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于7月10日12时30分与世长辞，终年96岁。日前，梁培宽次子梁钦宁向记者告知了这一消息。

梁培宽1925年生于北京，1933年到1937年曾跟随父亲梁漱溟在邹平生活过五年。退休后，梁培宽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，曾整理出版《梁漱溟全集》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《梁漱溟日记》《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》等多部书籍。“像梁培宽先生这样，集中精力数十年如一日，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，卓见成效和影响，当为楷模。”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的外孙徐祖哲评价。

知父莫如子。作为梁漱溟研究的专家，多年整理出版父亲作品的过程，也是他一次次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。2014年仲夏，记者采写梁漱溟在邹平的往事时，曾发现十几篇未收录在旧版《梁漱溟全集》中的文章。当时，因《梁漱溟全集》新版的编纂正在酝酿中，需增加一些尚未收录的文章，梁培宽先生知道后甚是高兴。如今，先生其萎，风范永存，现将与梁培宽先生的相关交集整理刊发，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梁漱溟先生的了解，也算是对梁培宽先生的悼念与告慰吧。

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到邹平来

“先生早年曾追随父母在邹平生活，新中国成立后曾陪同父亲梁漱溟先生回邹考察，(二十世纪)八九十年代梁漱溟墓和梁漱溟纪念馆在邹平建成，有先生的鼎力相助!晚年念兹在兹，多次来邹平扫墓并参观纪念馆，向纪念馆无偿捐赠文物多达13次!先生一路走好!”邹平市梁漱溟纪念馆馆长刘庆亮在朋友圈发文，对梁培宽的逝世致以哀悼。

1931年初，一批下乡的知识分子，在梁漱溟的号召下，抛弃城市生活，来到邹平，到农村做民众的“喉舌”“耳目”，期待把自己所学用到实处。当时，邹平全县共有300余个村，3万余户，16万余人，80%以上是自耕农，贫富差距不大。虽距离省城济南不远，但民风淳朴，土匪活动也不多，于是被选作实验区。

“当时，梁漱溟他们买下了县城东关一家带院子的旧盐店，大概有十几亩。对房舍简单整修，又在院子里新盖了一座礼堂和七座教室之后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在这里办起来了。”刘庆亮介绍。

1932年底，《东方杂志》为次年初征文，问今年做个什么梦?梁漱溟答：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。

在邹平期间，梁漱溟每天黎明行之最勤的便是“朝话”。学生们片刻冥想后，由老师发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话，提供进一步反省的教材。内容多是有感而发，或从学生、教师身上出发，或有感于时事。梁漱溟希望通过这种“三省其身”的方式，让学生心中燃起道德感化的热情，认识到乡村工作的深刻意义，而他关于乡建的理论萌芽破土而出，不断蔓延伸展。

静水流深，其志不在温饱。“我来做乡村运动，在现在的世界，在现在的中国，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。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，所激发。离开朋友，抛弃亲属，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到此地来。因此事太大，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，我一切都无有了，只有这件事。”当时，梁漱溟早早地沉下了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心。

1933年，梁漱溟把夫人黄靖贤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接到条件艰苦的邹平，全身心投入工作。“研究院没有盖一间家属宿舍。学生住在旧盐店和破庙改的屋里。有家眷的就租老乡的房子，有些是砖墙草顶，有些是土墙草顶。一直到我走，全城没电没水，灯就是油灯，最好的一条路是东关到西关的土路。”2014年8月，梁培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回忆说。

梁培宽在追忆中，如是描绘80多年前的邹平旧貌：“当时的邹平县城墙呈正方形，每边大概长一里地，城墙上还有城楼，四周有护城河。当时邹平最高的房子就是那座天主教堂，其他的都是平房。老乡们的田地都在城外，到麦收的时候，就把麦子拉到城里来。住在那里，跟住在乡村差不多。在东关、西关这条大街上，住户占大多数，隔三岔五地有一个店，多半都是夫妻小店，自己开的。平常不赶集的时候，县城里安静得很，街上也没有卖东西的。那个时候，县城里头没有电，没有自来水，也没有电影院、公园，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。”

1935年8月，黄靖贤病逝于邹平。处理完夫人后事，因无精力照料，梁漱溟把二子送走，一家人再次过上聚少离多、四处为家的漂泊生活。1936年暑期，梁漱溟与长子培宽、次子培恕在济南拍了一张合影，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“文期后世知”的遗愿逐步实现

1938年5月，梁培宽、梁培恕在青岛住了半年后，由梁漱溟的族弟接走，经上海、香港、广州至汉口，后又转赴四川。梁漱溟虽然工作繁忙，但他是一个非常容易亲近的人，兄弟俩在感情上从未与父亲疏远过。梁漱溟给孩子们的感觉不仅是慈父，更是良师。他关心孩子，但在给孩子的信中很少提及生活琐事，而是在思想上加以指点。

1946年，梁培宽在南京金陵大学园艺系学习半年，1947年秋又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，1948年秋，从北京到四川北碚，在梁漱溟办的勉仁中学担任教员。

1950年夏，梁培宽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。后几经波折，梁培宽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，曾任研究所编辑部主任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梁培宽退休后，一直从事父亲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。由于自己的专业偏理工，他在整理时秉持的原则是“有闻必录，不增不删”，原书原稿的书名、标题、结构，尽可能保留原来的样子。

对于父亲的作品，梁培宽在接受采访时曾说，越整理越觉得自己了解得不够，但总起来说，还是了解得越来越多了。“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这本书，我看过不止一遍，现在再看，就更清楚了。比方说，‘文化’这个词包括的内容很广，可是他的观点是有他自己特点的，这本书并不是泛及一切，而是特别就中国的社会人生来讨论。只讨论中国的社会人生，着重讨论人生态度、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，重点在这里头呢。”

“另外，我又查过他给别人写的信。他在信里告诉别人读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。他说：‘我的这个中国要义，着重的是讨论中国社会结构。’不过书信或者日记里提到怎样读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都是一两句话，零零碎碎的。他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谈话，我当时有个记录，也专门说到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这本书。”梁培宽回忆说。

多年来，梁培宽先生家中的陈设，依稀保持20世纪80年代的风貌，唯独客厅里挂了八个字，“行其所知、守之以道”。那是父亲手书，据说当时写完不满意随手丢弃了，先生又捡了回来。

“行其所知、守之以道”的精神激励着梁培宽。2013年10月13日，在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时，梁培宽与家人一同到邹平黄山为父亲扫墓。在扫墓仪式上，他向父亲禀报两点：

第一点是，您离我们而去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们注意学习与铭记您的教诲，用它指引我们的工作、学习与生活，各人都有所长进，但并不令自己满意。今后，我们应多多自我反省，互相勉励督促，以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。

第二点，您有一大遗愿：“文期后世知”。数十年来，您的著述不得问世。您愿以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主张与国人相见，就教于国人，也无法实现，可以说是受封杀的境地。现在可以向您禀报的是，近十年来，情况有明显改变。因此，您的著述大体多已出版，目前正在增补内容与重新校订。同时，全集的增订再版工作已经开始，明年将分卷先后问世，约两年后可全部完成。此外，还有英文版、法文版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中国文化要义》等多种译本出版，在国外发行。这样，您“文期后世知”的遗愿将逐步实现。这是可以告慰于您的。我们的禀报到此结束。

“末后，说句有关我个人的话。十月十五日，我将进入八十九岁。我愿利用有限的余生，作最后的努力，做好我的编辑出版及写作的事。”讲话结尾时，梁培宽先生如是说。这次的讲话由刘庆亮整理出来，原稿现存于邹平市梁漱溟纪念馆以留念。

“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”

2015年，梁培宽在90岁生日时，曾写下一份发言要点，主要谈了四个方面：一、父亲一向愿以自己的见解主张向国人求教，我尽了一份力量。他的著述出版正是这一精神财富回归社会;二、父亲一向愿以沟通东西文化为使命。如今有若干外文版出版;三、通过出版工作，我在思想上、精神上与父亲拉近了距离;四、这是我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绝好机会。我愿以才智平平、又无一技之长之人，尽力而为，死而后已。

通过整理和研究父亲的著述，梁培宽重新理解了父亲精神世界的进路。1995年，梁培宽经手搜集整理的《梁漱溟书信集》(第一版)，全书总共收有书信约四百通，内有家书74件，其中73件搜求自亲属家人之手，只有1951年10月寄给晓青甥的一信是存有底稿的。显然这是由于此信内容对梁漱溟有重要意义，特意留底稿保存。

在信中，梁漱溟说：“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，只有一个念头：责任……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。处处皆有责任，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。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。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。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，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。”

回顾父亲一生的重要经历，梁培宽认为，如果说“责任一念”左右着梁漱溟的一生，“使命感”则主使着他的生命，是他此生的真实写照，也许是符合事实的。

以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例，梁漱溟曾说：“当时多有疑讶我抛开学者生涯而别取途径，担心我将卷入浊流者。亦有认为此种运动必无结果，劝我不如研究学问者。”但他却回答：“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。”

“所谓乡村建设，实非建设乡村，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，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。”梁漱溟曾这样说。他还认为，中国“几千年前的老文化，传到近百年来，因为西洋文化入侵，叫我们几千年的老文化不得不改造”，因此，“我们要用心思替民族并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，创造一个新文化”，“我们生在今日谁都推脱不了这个责任”。

正是在这“责任一念”的推动下，梁漱溟与许多同样具有如此抱负的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，在山东农村进行了七年的实验，终因“七七”事变而中止。后来他承认由于自己“缺乏阶级观点”等原因，所致力者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，但他们投身农村，为中国寻求一条复兴之路，并以替人类开出一个新前途为己任，这种精神是有目共睹的。

淡出乡村建设之后，梁漱溟继续延展着他的精神。“今日的社会在呼唤这种为社会献身的责任感。当代的中国需这种对国家勇于负责的精神。”梁培宽曾撰文道。( 卢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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